龙洞山农叙《西厢》,末语云:“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。”夫童心者,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,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;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 童子者,人之初也;童心者,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,曷可失也?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。
盖方其始也,有闻见从耳目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长也,有道理从闻见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,道理闻见日以益多,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,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,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,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,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。古之圣人,曷尝不读书哉。然纵不读书,童心固自在也;纵多读书,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,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。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,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?童心既障,于是发而为言语,则言语不由衷;见而为政事,则政事无根柢;著而为文辞,则文辞不能达。非内含于章美也,非笃实生辉光也,欲求一句有德之言,卒不可得,所以者何?以童心既障,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,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,非童心自出之言也,言虽工,于我何与?岂非以假人言假言,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!盖其人既假,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,则假人喜;以假事与假人道,则假人喜;以假文与假人谈,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,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,矮人何辩也。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,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,又岂少哉!何也?天下之至文,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,则道理不行,闻见不立,无时不文,无人不文,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诗何必古《选》,文何必先秦,降而为六朝,变而为近体,又变而为传奇,变而为院本,为杂剧,为《西厢》曲,为《水浒传》,为今之举子业,皆古今至文,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·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,更说什么六经,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!
夫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,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,又不然,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,记忆师说,有头无尾,得后遗前,随其所见,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,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,决定目之为经矣,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?纵出自圣人,要亦有为而发,不过因病发药,随时处方,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,迂阔门徒云耳。医药假病,方难定执,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?然则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乃道学之口实,假人之渊薮也,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呜呼!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!
译文
龙洞山农在为《西厢记》写的序文末尾说:“有识之士不以为我还有童心的话,就知足了。”童心,实质上是真心,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,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。所谓童心,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,绝对真诚的本心。如果失掉童心,便是失掉真心;失去真心,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。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,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。儿童,是人生的开始;童心,是心灵的本源。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!那么,童心为什么会贸然失落呢?
人启蒙的时候,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知识,长大之后,又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,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的闻见和理性的道理一
本文是一篇议论文,收录于《焚书》。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5年),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。
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“童心”的文学观念。“童心”就是赤子之心,“一念之本心”,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“私心”,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。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。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。在李贽看来,要保持“童心”,要使文学存真去假,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;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“童心之言”相对立的伪道学,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。
李贽的“童心”,其实是新儒家
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。程朱理学本来有丰富、深刻之处,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,当程朱理学立为官学,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,逐渐走向僵化,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。
而李贽一直抨击程朱理学、批判重农抑商、倡导功利价值、追求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,并和曾经的好友耿定向,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思想分歧,继而发生论战。这段学术论战也是晚明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,为学界所熟知。该《童心说》正是创作于该论战时期。
具体背景为: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5年)丙戌八月中秋之前,耿定向写了一封信给周思久,即《与
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,括苍章君溢,新建龙渊义塾成。
龙渊即龙泉,避唐讳更以今名。相传其地即欧冶子铸剑处,至今有水号剑溪焉。山深而川阻,与通都大邑相去远或二三百里,虽至近亦且半之,乡闾之子弟无所于学。章君之先世尝以为病,谋创桂山、仙岩两书院,以无恒产,未几而而皆废。章君深忧之,与诸子计曰:“无田是无塾也,其奚可哉?”遂樽节凡费,而用其余斥田至一百五十亩。其妻党陈京兄弟闻之,以曾大父适斋先生所遗二百三十亩有畸来为之助。章君曰:“吾事济矣!”乃卜地官山之阴,创燕居以奉先圣,而先师为之配,春与秋行舍菜之礼。
旁列四斋:曰逊敏,曰知通,曰敬乐,曰博约,以居弟子员。后敞正义堂,月旦、十五日鸣鼓,集多士,以申饬五伦之教。前建大门,榜之曰“龙渊义塾”,劈其修途,以达于东西。灌木嘉篁,前后蔽荫,盖郁然云。
岁聘行经修明之士以为讲师,诸生业进者,月有赏;才颖家单不能裹粮者,资之使成;其不帅教者,罚及之。田赋之出入,主塾事者司焉。日用有籍,月考朒赢,岁二会其数,有余则他贮,益斥田以广其业。石华、象溪二所复设别塾,以教陈氏族子之幼者,俟其长,乃赴龙渊受业。此其大凡也。
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石抹公闻而嘉之,檄本郡免其科繇,俾无有所与、章君既列条教,序而刻诸石,复惧来者不能保其终也,伻来,请濂记之。
惟古者之建学也,虽其为制有小大之殊,而所以导民衷、扶世防者则一也。龙泉旧为浙水东文献之邦,水心叶氏正则、西山真氏希元,后先以学鸣,声感气求,籁鸣机动,掇巍科而典雄藩者声华相望,一时文物,固尝盛矣。距今未及百年,而继之者鲜也,岂俗尚不同,遽有古今之异哉?亦系乎学之兴衰为何如尔?
章君有见于斯,不效于时俗封殖吝固以为肥家之计,乃辟塾聘师,以克绍先世之徽猷,其立志甚弘,而为功甚溥。陈京兄弟乐善好义,以助其成,自非适斋涵濡之泽,亦岂能至于是哉?
章君子之若孙,当夙夜以继志为事,毋丰己以自私,毋蠹蘖其间以启争端,毋狎非类而斁厥彝训,毋植朋党而互相低昂,庶几不负章君之意。脱有违于是,陈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之。陈氏或不我屑也,则乡尹里师岂无勇于为义者。咸得纠之。乡尹里师又不我屑也,则县大夫之贤者,宜抚树而振发之。是则章君之塾可相传于无穷。虽然,无以远虑为也,夫具人之形体者,孰无人心哉!苟读濂文,宜战兢保守之,弗暇矧敢坏。因书之以为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