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帝板板,下民卒瘅。出话不然,犹犹不远。靡圣管管。不实于亶。犹之未远,是用大谏。
天之方难,辞然宪宪。天之方蹶,辞然泄泄。辞之辑矣,民之洽矣。辞之怿矣,民之莫矣。
我虽异事,及尔同刍。我即尔谋,听我嚣嚣。我言维服,勿以犹笑。先民有言,询于刍荛。
天之方虐,辞然谑谑。老夫灌灌,小子蹻蹻。匪我言耄,尔用忧谑。多将熇熇,不可救药。
天之方懠。辞犹夸毗。威仪卒迷,善人载尸。民之方殿屎,则莫我敢葵?丧乱蔑资,曾莫惠我师?
天之牖民,如埙如篪,如璋如圭,如取如携。携辞曰益,牖民孔易。民之多辟,辞自立辟。
价人维藩,大师维垣,大邦维屏,大宗维翰,怀德维宁,宗子维城。辞俾城坏,辞独斯畏。
敬天之怒,辞敢戏豫。敬天之渝,辞敢驰驱。昊天曰明,及尔出王。昊天曰旦,及尔游衍。
译文
周厉王昏乱背离常道,下民受苦多病辛劳。说出话儿太不像样,作出决策没有依靠。无视圣贤刚愎自用,不讲诚信是非混淆。执政行事太没远见,所以要用诗来劝告。
天下正值多灾多难,不要这样作乐寻欢。天下恰逢祸患骚乱,不要如此一派胡言。政令如果协调和缓,百姓便能融洽自安。政令一旦坠败涣散,人民自然遭受苦难。
我与你虽各司其职,但也与你同僚共事。我来和你一起商议,不听忠言还要嫌弃。我言切合治国实际,切莫当做笑话儿戏。古人有话不应忘记,请教樵夫大有裨益。
天下近来正闹灾荒,不要纵乐一味放荡。老人忠心诚意满腔,小子如此傲慢轻狂。不要说我老来乖张,被你当做昏愦荒唐。
与后代一些讽谕诗“卒章显其志”的特点相反,作者开宗明义,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,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。首二句以“上帝”对“下民”,前者昏乱违背常道,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,因果关系十分明显。这是一个高度概括,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,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。
对于“上帝”(指周厉王)的“板板”,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。先是“出话不然,为犹不远。靡圣管管,不实于亶”,不但说话、决策没有依据,而且无视圣贤,不讲信用;接着是在“天之方难”、“方蹶”、“方虐”和“方懠”时,一味地“宪宪”、“泄泄”、“谑谑”和“夸毗”,面临大乱的天下,还要纵情作乐、放荡胡言和无
这首诗据《毛诗序》记载,是凡伯“刺厉王”之作。西周从夷王起,即衰落不振。厉王执政,朝纲大坏,民不堪命。尽管当时厉王在国内对敢言者采取了监视和屠杀的严厉手段,但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,人们还是用种种不同的形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,这首诗即是为讽刺周厉王而作。其创作时间,应是在国人暴动、驱逐厉王出镐京之后与共和执政之前的混乱时期。
四曰:古之人非无宝也,其所宝者异也。
孙叔敖疾,将死,戒其子曰:“王数封我矣,吾不受也。为我死,王则封汝,必无受利地。楚、越之间有寝之丘者,此其地不利,而名甚恶。荆人畏鬼,而越人信。可长有者,其唯此也。”孙叔敖死,王果以美地封其子,而子辞,请寝之丘,故至今不失。孙叔敖之知,知不以利为利矣。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,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。
五员亡,荆急求之,登太行而望郑曰:“盖是国也,地险而民多知;其主,俗主也,不足与举。”去郑而之许,见许公而问所之。许公不应,东南向而唾。五员载拜受赐,曰:“知所之矣。”因如吴。过于荆,至江上,欲涉,见一丈人,刺小船,方将渔,从而请焉。丈人度之,绝江。问其名族,则不肯告,解其剑以予丈人,曰:“此千金之剑也,愿献之丈人。”丈人不肯受,曰:“荆国之法,得五员者,爵执圭,禄万檐,金千镒。昔者子胥过,吾犹不取,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?”五员过于吴,使人求之江上,则不能得也。每食必祭之,祝曰:“江上之丈人!天地至大矣,至众矣,将奚不有为也?而无以为。为矣,而无以为之。名不可得而闻,身不可得而见,其惟江上之丈人乎!”
宋之野人耕而得玉,献之司城子罕,子罕不受。野人请曰:“此野人之宝也,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。”子罕曰:“子以玉为宝,我以不受为宝。”故宋国之长者曰:“子罕非无宝也,所宝者异也。”
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,儿子必取抟黍矣;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,鄙人必取百金矣;以和氏之璧、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,贤者必取至言矣。其知弥精,其所取弥精;其知弥粗,其所取弥粗。